所以恩格斯說，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強調環境對人的重要作用。環境不真實，人物就不可能獲得真實的生命，就可能是概念化的、虛假的，其審美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甚至人物都不能成立。但凡那些生動的人物，都是從典型環境中走出來的，沒有榮寧二府，沒有大觀園，很難想象會有王熙鳳、秦可卿、賈寶玉、薛寶釵、林黛玉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人不是抽象存在的，所以也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人性都是存在于具體的人身上。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就是環境，所以藝術形象也必然是性格與環境的總和。
文藝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社會環境中，只要環境真實，個性鮮明，形象生動，人物就獲得了藝術生命，就成了活生生的藝術形象，也就具有了審美價值，比如祥林嫂、閏土、阿Q、吳蓀甫、葛朗臺、李雙雙。至于人們怎么評判他們，那是另一個問題。民諺說得好，一千個讀者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因為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處境來接受人物，人的處境不同，就會對人物有不同的評判。可見，環境、處境不僅對塑造人物至關重要，而且對受眾欣賞藝術品也起著重要作用，這就是環境之于人的重要性。同時代的人，因所處階層不同，就不可避免會有認識差異、情感差異。觀點來自于“觀”之“點”。
電視劇《狂飆》是一部反映掃黑除惡斗爭的現實題材劇，引起廣泛而持久的社會關注。彰顯法治社會的公平正義，這無疑是大多數人從劇中獲得的審美體驗。但是，也不可否認，對于該劇中高啟強這個人物，網上出現了一些議論，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情。這就需要認真分析高啟強這個人物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形象，為什么會引起觀眾的不同反應，從而為今后此類題材的影視劇創作提供鏡鑒。
首先需要確認，該劇塑造的高啟強形象真實嗎？可信嗎？很顯然，這個人物立住了，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因為該劇寫出了高啟強從自由市場上一個賣魚的個體戶，是怎樣一步步蛻變成黑社會老大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他的個性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是他在特定生存環境中的選擇。他本來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個體戶，起早貪黑，賣魚為生。但是，他的這種正常的生存方式被市場“管理人員”唐家兄弟打破了，暗示他要送禮，否則，就要重新分配攤位，給他“挪個地方”。他為了保住這個攤位，硬著頭皮去送禮，送去的價值七千元的電視機被唐家兄弟砸了，嫌他送的不是人家想要的等離子電視機。他忍無可忍，與他們發生了沖突，結果他被拘留了。得罪了“管理”市場的唐家兄弟，攤位保不住了，大過年的還被拘在看守所。在自由市場上混，被市場惡霸所欺負，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尤其是在放開市場不久，市場規則不健全而“潛規則”與“錢規則”滋生蔓延的那個年代，屢見不鮮。一個底層人物的生存現實而已。但是，高啟強偏偏遇到了一個善良的警察安欣，看不過唐小龍欺人太甚，替弱勢一方高啟強說了句公道話，攤位保住了。
安欣做了一件職責所在的正當事情，但安欣在高啟強和唐小龍眼中是“權力”的象征，唐小龍從此不敢欺負高啟強。實際上，唐小龍此前欺負高啟強憑借的正是“管理者”的“權力”。高啟強從這個事件中認識到權力的重要性，有人“罩著”，就能被另眼看待，甚至還能狐假虎威，借力逞能，辦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于是，他嘗到借助外力改變處境的好處，巧妙利用一切資源，開始了他人生的逆襲，以至于攀上京海市建工集團董事長陳泰，走上了發跡之路。商場如戰場，在那樣一個開發大潮乍起、市場尚不規范、機會多于風險的跑馬占地、魚龍混雜的背景下，膽大心狠的高啟強、高啟盛兄弟應運而生，如魚得水，玩得風生水起。高家兄弟的人格中注入了一種掘金不擇手段的畸形財富觀念，貪婪過度，用力過猛，鋌而走險，沖出了正常的人生軌道，沖出了法律底線，給社會帶來嚴重的黑惡危害。《狂飆》的藝術價值之一就是通過高啟強、高啟盛、唐小龍、唐小虎、徐江以及趙立冬、孟德海等人的人生軌跡折射了一種社會關系，折射了一方經濟政治生態——官商勾結，曾經的“塌方式腐敗”怵目驚心。而高啟強這個人物引人注目，首先就是因為這個人物的真實性，只是很少有作品把這類人寫得如此“如魚得水”。
那么，高啟強會一直“如魚得水”嗎？
顯然不會，因為今天的社會環境已經明顯發生了變化。一系列治國理政舉措和新發展理念的貫徹，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強力反腐，掃黑除惡，大快人心，全社會有目共睹，極大地凈化了社會環境，優化生態，社會正氣和正確的價值觀逐步形成。這種變化必然觸及到每一個人。但是，曾經在過去環境中以不正當、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的人，走慣了黑路的人，總是難以擺脫路徑依賴，不能自新。不能適應新的環境，必然被時代淘汰，高啟強和他的保護傘趙立冬就是這樣的人。
高啟強是一個悲劇，甚至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他的“黑化”過程，是個人欲望的膨脹與一種無形外力裹挾的結果。他本來可以走一條正常的人生之路，但看到了“捷徑”，由“斜路”到“黑路”，得以快速致富，出人頭地，但畢竟不是“正路”，不是合法之路。不義之財，難免要把人引入深淵。這個人物引起的某種共情，一方面是他的平民出身，一出場就被人欺負，引人同情；另一方面，高啟強的人生逆襲走的是“黑道”，首先就要與黑道人物交手，這個“黑吃黑”的拼打過程也給他帶來某種光環，畢竟是“能力”的顯示。尤其是在他發跡之后，攜財富之光環而極具風采，衣著座駕，高檔時尚。不僅如此，高啟強還富有“人性”深情，可謂有情有義。
不過，觀眾對這個人物的判斷出現道德偏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該劇過多地渲染了這種“光環”，而淡化了“黑”色本質。這就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提出了一個“度”的問題，不能過度依賴人物的才智光環掩蓋人物行為的黑社會性質，也不能把哥兒們“義氣”等同于人間正義，更不能以“私情”代替“公義”。西方有些作品對反派人物的塑造，有時就過分渲染此類人物的驍勇義氣，大有“英雄”氣概，引起觀眾好感，但無論如何，他們的行為是反社會的、非正義的。所以，人物的行為動機才是一個人的根本價值的體現，這是人物塑造過程中不能逾越的底線。亡命徒不是英雄，梟雄也不是英雄，人物有自己的性格規定性，其核心就是人的行為動機的價值觀。雖然說人性正邪兩賦，人也是矛盾的統一體，但畢竟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人的性格和命運。
這一點，還希望影視劇主創在今后的人物塑造上把握得更為準確，不能為了反派人物的生動性、豐滿性而過分給予“人性”加持，以至于光彩四溢，就逾越了善惡邊界。
當然，必須看到，《狂飆》與一般涉案題材劇的不同之處在于，不僅是寫掃黑除惡，而且寫出了一個好人是如何“黑化”的，寫出了黑惡勢力盤根錯節的復雜性、深刻性，真正揭示到“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沒有特定時期的土壤，產生不了這個人物，沒有保護傘，這個人物也難以立身。一個人物形象的成立，依賴于典型環境，就像魚和水的關系一樣。高啟強這個人物，有很強的“時代”印記。
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環境對人有塑造作用。但是，人畢竟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動性。走什么路，是自己的認知與選擇。歸根結蒂，價值觀引導人生走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至關重要。無論什么人、在什么崗位，無論遇到什么風浪，遇到怎樣的誘惑，也就是說，無論處于什么環境，都要牢牢守住良知的底線，相信邪不壓正。人間存正氣，邪惡不久長，這是歷史規律，也是人生規律。但是，人性的弱點總是心存僥幸，僥幸與不幸，一紙之隔，遲早被命運捅破。高啟強看起來是一個強者，但他有致命的人性弱點，就是過分相信了權力和財富的力量而失守了道德法律底線，走向了深淵，令人惋惜。現實主義藝術的深刻感染力，就在于能夠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成為社會與人生的一面鏡子，有“警世”“醒人”之審美功能，有助人向善的精神力量。
來源：光明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