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題材的新穎性
將網絡游戲融入到國安題材劇中并不常見,而整部劇都圍繞一款網絡游戲展開就更為罕見了。游戲本身構成了《特工任務》敘事的主干部分,具有較大的建構意義和觀看價值,實現了國安題材劇的突破。
通常來說,將游戲引入電視劇會有兩種敘事方式,即抽象表述和具體表述。如果說上半年播出的電視劇《三體》是一種命運共同體式的抽象表述,那么《特工任務》就算是一種具體表述,因為它是實實在在的案件。技術在現代諜戰類型中的運用,從簡單的技術監控到融入游戲數字技術,給觀眾帶來賽博朋克式的觀感。而角色造型的視覺藝術創新,如不同的皮膚、衣服、裝備等,給觀眾以新的視角來看待人物角色。甚至當角色進入游戲后,彈幕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呈藍色立體式,也讓觀眾有了不同的體驗。
元宇宙觀念下的敘事變革在諜戰題材中也展現出來。一方面,不同于以往的線下諜戰敘事,《特工任務》將諜戰敘事轉為線上、線下相結合。游戲背后操縱者是境外間諜組織“夜霧”,其打著游戲的旗號,誘惑拉攏玩家參與間諜活動。這是一種全新的物色新間諜的方式,以特工為主構建起虛擬世界,從線上的低級任務,再到線下的高級任務,不斷升級。線上還負責培訓間諜基本任務素質,如化妝偵查、應變能力、配合能力、特殊道具的使用等。線上有軍事情報、生物情報等交易的黑市和平臺,通過做任務和交換情報獲得不同額度的獎金,可在現實中兌換真實的等額貨幣。主題新鮮、游戲刺激、真實體驗、領域未知、高額獎勵等要素吸引了眾多玩家。另一方面,觀眾也被現實與虛擬雙重身份的懸念吸引,誰是幕后黑手,他在現實世界中是何人,以及現實中出現的人是不是網絡世界的間諜,游戲背后隱藏有多少間諜、多少人被拉攏等等,激發了觀眾的追劇興趣。
《特工任務》重點敘述了多起案件,包括生物研究所B13樣本丟失案件、生物學馮博士電腦被安裝木馬病毒案件、酒店樓頂裝攝像頭拍攝軍事基地照片案件、竊取生物集團黃家明電腦中數據報告案件、竊聽高鐵集團競標高鐵項目商業機密案件、情詩里面包含生物實驗重要數據泄露案件、互聯網公司竊取用戶信息販賣案件,等等。國安人員從現實到虛擬世界都展開了偵查,如現實世界中的臥底偵查、技術偵查、住宅搜查、跟蹤、守候監視、引蛇出洞、將計就計等;虛擬世界中的隱藏身份(開啟外掛)或者作為玩家參與調查、秘密竊聽、監控等。這些情節,可以說全方位展現了國安人員所面臨的種種新任務。
從劇中案例反映,國安工作具有特殊性。國安人員是在和間諜作斗爭,而反間斗爭是殘酷的、是危險的,這種殘酷性、危險性已經遠遠超出了網絡游戲本身,因為對涉事人員及其家人的生命威脅是真實存在的,所以反間斗爭一刻不能放松。現代間諜活動越來越隱蔽,隱蔽斗爭的復雜性、嚴峻性逐步凸顯,更加大了打擊的難度。此其一。其二,現代反間防諜工作早不局限于傳統安全領域(軍事安全),像劇中的生物安全、經濟安全、信息安全領域案件也有所涉及。案件形形色色,層出不窮,有的甚至是雙方正面直接交鋒,隨時可能付出生命代價。所以說,國安人員在偵破案件的過程中,也是在維護國家安全,更是在維護國家形象。
國安教育的緊迫性
公民的國家安全教育亟需跟上時代步伐。修訂后的《反間諜法》于今年7月起施行,在間諜行為界定、重點單位重點人員防范、部分單位宣傳教育等方面做了補充。結合《特工任務》的劇情和現實中的案例,可以很好地對該法進行普及。
修訂后的《反間諜法》拓寬了間諜行為的認定范圍。如,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可以認定是間諜行為。劇中,黃子誠接受了境外情報組織“夜霧”開發的“特工任務”游戲中的任務,包括轉移國家重點項目中的生物樣本、以為是拷貝照片實際上是在生物學馮博士電腦中安裝木馬竊取重要信息等,構成了間諜行為——即便這種接受任務的場景是在線上游戲中。黃子誠一開始辯稱自己不知道這是間諜行為,認為自己沒有犯罪,是被拉下水的。根據刑法的有關精神,“不知法律不免責”,即不知道自己行為是法律規定的犯罪行為的,不免責。任何事情都不能作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借口和理由,國家安全高于一切。
修訂后的《反間諜法》也突出了重點單位重點人員防范職責。防范職責包括加強對工作人員反間諜安全防范的教育和管理,對離崗離職人員脫密期內履行反間諜安全防范義務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重點單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軍隊、重點科研院所、軍工企業、高科技企業等涉密性強的單位。劇中,津海研究所就屬于重點科研院所,其負責重點研究項目——B13生物實驗。而從劇中來看,該單位并沒有完全履行特別防范義務,如沒有及時發現和消除安全隱患,使得偷盜者有機可乘;沒有對涉密場所進行日常安全防范管理,沒有采取隔離加固、封閉管理、設置警戒等反間諜物理防范措施,導致樣本被盜。在劇中,我們看到間諜組織將于瀟玥、石磊作為任務對象。高新技術研究人員成為境外間諜組織的重點策反對象是有原因的,科技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領域是境外間諜情報機關的重要滲透方向,國家重點實驗室、科研院所掌握大量的關乎國家安全的科技成果和信息數據,境外間諜情報機關對這類群體策反,不僅是要瓦解我國國際科技競爭力,更是對科技安全造成了破壞。科研人員應始終繃緊國家安全這根弦,不要被境外間諜情報機關所利用。
此外,劇中的重點人員還包括高層領導、服務器供應商以及大學生。近年來,境外間諜情報機關實施網絡策反境內學生的案件數量呈上升趨勢。可以預見,劇中“特工任務”游戲的受眾不缺乏大學生。互聯網時代,大學生接觸網絡越來越頻繁,通過互聯網游戲來吸引大學生并將其作為策反對象,使之不知不覺成為了間諜的“工具”。如果說前年播出的電視劇《對手》中反映出間諜可能就在我們身邊,提醒要多注意身邊的人;那么《特工任務》則讓我們看到很多玩游戲的人有可能成為間諜卻渾然不知。比如,詩琪以為是靠自己能力挖一些行業黑料販賣,還質疑這和間諜組織、和國安有什么關系,殊不知行為的嚴重性。這也提醒我們,現如今對公民的個人素養要求更加高了,不僅要學習相關的法律,還要有更強的防范意識和更高的警覺性,不讓“自己可能成為間諜卻不知道,沒有意識到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發生,甚至為了國家安全事業應該主動參與到維護國家安全的行動當中。
與此同時,新修訂的《反間諜法》第41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依法調查間諜行為,物流運營單位、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服務提供者應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協助。在劇中,互聯網單位沒有監控好“特工任務”網絡游戲,使之有機可乘。而且在劇情后半段,互聯網公司哲閱浮出水面,原來它與“特工任務”游戲是“捆綁式”的關系,哲閱通過收集大量的數據、出賣用戶的信息供“特工任務”游戲篩選合適的人加入間諜組織。互聯網單位應該積極履行反間諜義務,在技術和業務方面積極支持和協助安全機關做好反間諜工作,同時,還應該主動發現間諜線索,向安全機關報告,而不是作為間諜組織的“幫兇”。而其中的互聯網信息(如姓名、護照號碼、電話號碼、工作信息等)的販賣,也觀照了現實中的暗網交易、隱私權等危害信息安全的問題,值得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