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紅色人物”為依托的主角形象塑造 以“紅色史實”為基礎的事實敘事邏輯 以“紅色信仰”為底色的詩意主題表達 結 語
《堡壘》在視聽景觀的建構過程中，通過對事實邏輯與信仰詩意的不斷探索，為新時代紅色電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創作理路。無論是從人物塑造、故事結構還是從視覺奇觀和主題表達方面來看，《堡壘》都為現實主義題材的影視創作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視聽景觀建構范本。在宏大敘事與人性思考之間，《堡壘》憑借對新時代紅色電影視聽景觀建構的不斷探索，實現了對現實主義創作觀念的有效突破。就當前而言，以紅色資源為對象而拍成的影視作品不可勝數，如何打造出一部既有主流價值追求又有市場號召力的主旋律精品力作，成為了影視創作者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難題。在此背景下，《堡壘》以“紅色人物”為依托，以“紅色史實”為基礎，以“紅色信仰”為底色，在視聽景觀的建構上將獨特的敘事方式和創新性的敘事手段融于一體，成功實現了事實邏輯與信仰詩意相交融的視聽景觀建構，難能可貴。
《堡壘》以“紅色人物”為依托精巧設計了真實可信的主角形象。在真實的歷史中，“韶山五杰”原名分別為：毛福軒、毛新梅、李耿侯、鐘志申、龐叔侃，其中，毛新梅從父學醫，長大后成了一名醫生。李耿侯曾與毛主席一起在韶山學習，他們是同窗好友。后來李耿侯在衡陽稅務局任職兩年，辭去公職后回到了家鄉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成為一名先生。鐘志申秉性剛強、頗有膽識，他曾帶領家鄉農民毅然開展了反抗地主的斗爭。以“韶山五杰”為原型，電影《堡壘》明確了“韶山五杰”人物形象的歷史定位，并對此進行了匠心安排。因為劇情需要，同時也為了表達對烈士的尊重，《堡壘》對“韶山五杰”的名字作了微改，將他們名字中的一個字進行了改動，毛福軒改為毛稼軒，毛新梅改為毛雨梅，鐘志申改為鐘子申，等等。但是，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先生”“醫生”“狂生”“學生”卻是根據“韶山五杰”的歷史身份和人物特征而巧妙設計的，這讓《堡壘》的人物形象設計更為真實可信。
不過，“電影藝術的美學基礎雖然是講究逼真性和紀實性，但這并不妨礙在創造一個假定性戲劇規定情境下的逼真感。”換言之，電影強調真實，但這種真實可以是通過劇情設計所傳達出的真實感。在現實題材創作中，如何使“紅色人物”的形象更加豐滿立體，成為了影視創作過程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事實上，電影《堡壘》的確在充分尊重紅色人物的基礎上對“韶山五杰”的人物形象進行了創造性設計。它從不同的側面對影視人物形象進行了深入刻畫。
首先，在故事主線中，《堡壘》將“紅色人物”設定為“韶山五杰”等革命志士，通過一系列多重反轉的劇情推進完成了對“紅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毛稼軒作為影片的主角，以一種極為特殊的方式參與到中共韶山特別黨支部創建之中。一方面，他是一名有著堅定信念的共產黨員。在面對嚴刑拷打時，他始終抱定視死如歸的意志，認定革命一定會成功，共產黨一定會勝利；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能夠堅守信仰的人民英雄。面對生死考驗時，他毫不畏懼，斗智斗勇，永不放棄，永不逃避。他最終以犧牲自身的生命換來了秘密任務的圓滿完成。這種以“犧牲”為代價而贏得“勝利”的方式，展現了共產黨人對信仰和使命的忠誠。
其次，在“紅色人物”形象塑造中，《堡壘》將“韶山五杰”塑造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毛稼軒身上存在著諸多矛盾和沖突。他不僅具有堅定信仰和英勇無畏的精神品質，還對革命戰友有著極強的關心和愛護。在面對生死考驗時，他既能勇敢面對、毫不退縮地解決問題，同時又能對自身犯下錯誤而后悔自責不已。正是這種矛盾和沖突性的角色塑造方式，才使得毛稼軒這個人物形象更加豐滿立體。
此外，《堡壘》還通過對角色個性、成長軌跡以及性格特征等多方面內容的考量來塑造“韶山五杰”的形象。女醫生丁一真是五位勇士之外的地下黨員，她和沈卓宜的較量貫穿于大部分劇情，她是轉運奎寧行動的關鍵人物，以女性特有的細膩和柔韌展現了特殊戰線的英雄之美，同時也折射出反派人物沈卓宜的陰險狡詐。女醫生的塑造豐富了劇中人物形象的類型，提供了多樣化的審美體驗。“女醫生”人物形象的塑造，讓其既符合劇情的整體需要，更富于顯現“地下斗爭”的驚險與復雜，乃至更切合革命戰線的廣泛性。
最后，《堡壘》在對主人公形象塑造時還通過不同側面展現了其復雜的性格特點。首先是對主人公所處時代背景下矛盾沖突和人性弱點等多個方面進行刻畫。在毛稼軒所處的戰爭年代，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致使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與沖突：地主與民眾之間存在難以調和、不可調和的矛盾；個人與集體之間同樣存在難以調和與無法克服的矛盾，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主人公必須要為這些矛盾和沖突做出適當選擇。主人公所處時代背景下各種矛盾沖突和人性弱點等方面的刻畫也正是《堡壘》對現實生活中“紅色人物”形象塑造過程中所需要關注和表現的內容之一。《堡壘》通過對側面描寫方式的運用，使主人公形象更加豐滿立體、有血有肉，同時也使“紅色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從內容上看，《堡壘》的核心敘事基調是“韶山五杰”的紅色史實，正是這種以“紅色史實”為基礎的事實敘事邏輯才能更好地彰顯出影片的真實性、觸動性和經典性。毫無疑問，源于現實的影視素材離不開現實主義的影視化表達，理論家羅熱•布西諾認為，“現實主義”概念所代表的意義十分廣泛，它可以分為辯證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印象主義的現實主義等多種形式，電影理論家熱拉爾•貝東對布西諾的觀點較為認同，他進一步指出，“嚴格地講，可以說任何影片——如同任何藝術作品一樣——都是現實主義的。”很明顯，現實主義與影視作品之間是一種共存關系，它們是不可分割的。《堡壘》作為一部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歷時三年錘煉而推出的紅色經典影片，它以1925年6月毛澤東同志親手創建的，我黨歷史上最早成立的農村黨支部之一的中共韶山特別支部為故事原型，講述了特別支部的第一批共產黨員“韶山五杰”從在韶山創建興起黨支部，開展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到投身地下黨工作，成為臥底同國民黨斗智斗勇的故事。可以說，電影《堡壘》便是這樣一部能精巧處理好現實主義題材與影視化表達之間關系的影視佳作。
《堡壘》巧妙將“韶山五杰”的光輝斗爭事跡融于電影之中，讓我們再次深刻感受到了英雄們的為民初心和崇高使命。以“韶山五杰”之一毛福軒為例，毛福軒曾從安源回到韶山協助毛主席開展農民運動，后任中共韶山特別支部書記。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他被迫去上海，后來化名打入國民黨金山縣警察局當警察，之后任金山縣警察局分局局長，在此期間，毛福軒為黨做了大量工作。后因上海黨組織遭嚴重破壞，毛福軒因叛徒出賣被捕，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之下毛福軒始終堅貞不屈，他繼而被迫害。在電影《堡壘》中，毛稼軒這一影視主角的原型便是毛福軒，可以說，毛稼軒在影片中的角色設定和主要斗爭事跡都與毛福軒的人生軌跡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影片中，中共韶山特別支部創建后，由于革命形勢的變化以及黨的需要，毛稼軒從家鄉韶山出發繼續從事黨的活動，他化名龐德甫打入金山縣警察局擔任金山警局分局長，他在從事黨的秘密活動中與敵人斗智斗勇，他信念堅定，百折不撓，忠貞不渝，展現出一名中共黨員一心一意為國為民的初心和使命。此外，《堡壘》中“狂生”鐘子申帶領民眾平糶買糧的影視情節也取材于“韶山五杰”之一鐘志申的真實英雄事跡。
從形式上看，《堡壘》在篤守“紅色史實”的同時，它還實現了對新時代紅色電影敘事模式的創新。這種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章節性敘事。電影《堡壘》并未采用傳統電影一鏡到底的敘事套路，而是以書本結構的形式將電影設為五個章節，分別是：第一章：先生；第二章：醫生；第三章：三天；第四章：狂生；第五章：學生。這樣的形式設計可謂獨具匠心，這既能突顯出影片的角色特征，又能彰顯到革命過程中黨內部的先生、醫生、狂生、學生等不同群體的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電影觀眾的觀影過程也就如讀者的觀書過程一樣，既新奇又引人注目；其二，非線性、多視角敘事。《堡壘》并沒有運用線性敘事的方式來訴說故事，而是以非線性敘事的形式對故事情節進行展開。也就是說，影片并沒有按歷史的時間順序推進，而是具有跳躍性、交叉性的。不僅如此，影片中的敘事鏡頭也是多視角的，它不僅僅有平視的視角，還有仰視以及俯視的多重拍攝視角，給觀眾帶來不同的視覺體驗；其三，多元素交融敘事。《堡壘》在視聽景觀建構上通過對諜戰場面、博弈情節等內容進行精心整合和改造，比如更加注重身體感官的刺激，突出強調作品對情感的誘導與緊張氣氛的營造，完成了對紅色影片視聽景觀建構方式和敘事內容上的創新與突破。同時，創作者努力克服臺詞平白、無懸念、一般化的弊病，而選用具有象征意味的詩化語言。可以說，電影《堡壘》既有真實的歷史事件，又有諜戰、懸疑等二次創作故事，還有一張一弛一明一暗的敘事策略，以及諸多巧妙的情節反轉與年輕人青睞的影視語言，這種多元素交融的敘事形式無疑成為一部受年輕人喜愛的紅色諜戰類型的主旋律電影。
實際上，長期以來，對于文藝作品的文化意義問題，不同的美學流派有著相異的看法：有的美學流派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他們將文藝與政治完全割裂開來，并試圖庸俗化文藝創作的傾向性；有的美學流派提倡功利主義，他們在功利主義的羈絆中消解了文藝作品的價值。與其他美學流派不同，馬克思主義美學一方面駁斥了形式主義、功利主義等審美傾向，另一方面它“揭露了藝術的黨派性和政治性。”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認為，文藝與政治之間有莫大的關聯，一方面，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作品需要與政治有機結合，服務于政治；另一方面，文藝又能賦予政治以深刻、偉大的影響。不過，毛澤東所說的“文藝服從于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換句話說，我國的文藝應是整個無產階級文藝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應服務于人民群眾。需要注意，文藝作品雖然應體現政治審美觀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要采用直接說教式的方法來表達。恩格斯就曾指出，“作者的見解越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越好。”可見，恩格斯并不主張赤裸裸地、急功近利地訴說政治思想，他強調政治思想以一種悄無聲息的方式介入文藝作品。其實，高明的文藝創作者“總是盡最大可能地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以文藝審美來反映自己的政治觀點。”在優秀的文藝作品中，欣賞者們甚至無法直接感受到它們的政治觀點。顯然，在不割裂文藝與政治關系的前提下，將文藝作品以審美的形式呈現是十分重要，也是特別必要的。
電影《堡壘》就是以審美的形式來表達“紅色信仰”之主題的文藝佳作。近些年來，新主流電影日益引發人們的關注，但是，在新主流電影的創作中，如何突破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的套式和瓶頸，將個體命運與宏大敘事相結合，成功實現影視作品的主題表達，一直是影視創作者們在深思的問題。可喜的是，電影《堡壘》對新主流電影的創作與突破做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積極探索和嘗試。《堡壘》在視聽景觀建構中，將“紅色信仰”作為其核心創作底色，從而使作品的主題表達實現了對現實主義題材創作觀念的有效突破。在紅色信仰的主題表達中，《堡壘》以一種詩化、詩意化的藝術手法表現了對“紅色信仰”價值意義的具體化呈現。對許多年輕觀眾而言，“紅色信仰”這一主題可能會被視為一個抽象而又極具現實意義和象征性的概念，但是，電影《堡壘》則力圖以“韶山五杰”的光輝事跡為支撐，并對“紅色信仰”籍以詩意化的表達，為觀眾呈現出一幕幕清晰流暢而又具體可感的紅色信仰景觀。例如，影片中毛稼軒鋼筆上雕刻的法文語句，無論是翻譯成“那些少年，縱身躍下，擊碎了星辰”，或者是譯成“勇敢的少年可以觸摸到星星”，都充滿著詩意化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從敘事策略上來說，電影《堡壘》事實上成功實現了傳統革命敘事策略與新時代歷史語境相結合的創新和突破，它在展現傳統革命敘事策略的基礎上，通過對革命英雄故事的詩意化表達，實現了對觀眾的審美與情感的雙重召喚。
在《堡壘》中，“紅色信仰”的主題表達，主要體現在對于“紅色信仰”的精神層面和思想層面的深入挖掘之中。在精神層面上，《堡壘》通過對英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詩意化處理，使其在表現形式上更加具有表現力和感染力。從人物塑造方面來看，《堡壘》將英雄人物塑造成了具有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人，而這種對于人物形象塑造的詩意化處理，是通過對英雄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獨立思想進行凝練化和詩意化呈現的方式來實現的。在思想層面上，《堡壘》的“紅色信仰”主要體現為一種對信念、理想等思想層面價值觀念的肯定和贊美。影片中，毛福軒、鐘志申、龐叔侃、毛新梅、李耿侯五位黨員同志懷抱著“以百姓心為心”的初心使命，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黨，獻給了中國革命。敵人窮兇極惡，但改變不了“韶山五杰”的赤膽忠心；死亡可以摧毀肉體，但信仰永世長存。他們的犧牲，正是共產黨人大無畏氣概的真實寫照。可以說，在《堡壘》中，“紅色信仰”不僅是一種“崇高信仰”或“革命理想”，也是一種在絕望處境中永不磨滅的光，更是一種將黨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的支撐力量。
